，乃是“弱国无外交”格局下的极大成功。如评论人士章立凡认为，中国在外交压力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印度被英国殖民）。
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日本本方面在此次交涉后，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负责，章立凡认为这或可看出日本人自认为其外交失败、袁世凯之成就。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袁世凯的整个政治生涯，也可能得出这一意见，没有理由论定仇日的、和为日本所仇恨的袁世凯在1915年就能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轻易倒向日本，作无益的卖国。也就是说，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论，既缺乏主观动机，又缺少史实的支撑。
当实施二十一条时，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抵制。日本人在南满洲圈定了大批矿山、森林，在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开垦，都深沉地触动了国人的利益。于是，人们在抗议之时也想到，为什么袁世凯要签署这样的卖国协议？在北京“筹安会”发出君主立宪的呼喊之后，舆论开始有声音说，老袁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出卖了东北的利益。想想也有道理，这次抗议，就是基于这个认识。
不过当
二十一条解析(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