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确实为了改革国家制度费尽了心血，定也为了这几项法案的实施准备的若干年，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么多制度出来。可以想见，这些制度定然是早就存在王安石心中的，也定然是早就放在他抽屉中、案头上的。
然而，若再具体分析，自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到王安石派人实地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过了不过两个月；自此，至于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立均输法，不过是在三个月后；而到青苗法的实施，则又过了两个月；再过了两个月，农田水利法便颁布了。
平均每隔两个月时间便颁布一条足以改变国计民生的改革法令，这种频率着实使人惊骇，非有大才、有大气魄者是断然做不到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王安石这一年的动作中，潜阳只看到了四个字，那便是“急功近利”。
再看看王安石下面的动作：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七月，颁行免行法。也就是说，王安石利用五年的时间，颁布了大约九项改革制度，平均每年颁布两项，请问这不是急功近利是什么？
王安石所颁布的制度，每一项乍看起来都是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制度，其改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便是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不得不说这个指导思想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善良，可是同时也自己给自己树立了极为强横的敌人。他的政敌文彦博，便
第三百六十八章 变法之法（上）(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