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时都是以礼乐制度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不过是礼乐制度的补充。当管仲在朝提出要制定明法，用法来治理国家时，堂下一些守旧的大夫便炸开了锅似地议论起来了。
如果说礼乐制度下，大家还在一起讲究亲亲，从国君到贵族还都是一个大家庭，所谓的国君也就是一个大家长而已。家人之间嘛，等级虽然森严，但身份自然是划分不清的。
那法是什么？法在一开始便是刑！刑本身就是惩罚，是残酷，等级森严的代名词。过惯了礼乐制度下亲亲相隐，刑不上大夫的好日子的大夫们怎么会愿意有个刑法在头上呢？
因此他们之中立刻有人站出来了，大夫伯偃便说道：
“宰相此言差矣。昔年，天下初立，周公制礼乐而治国家，国家始定，贵贱有序，君臣有礼。当其时也，天下虽不用法而自安。及穆王命吕侯作刑，礼乐崩坏，虽有严刑，国亦衰矣。”
伯偃话刚说完，大宗伯公孙奉己也马上说道：
“尝闻夏桀制酷法，而汤亡其国；殷纣制炮烙，而周灭其社稷。此二者皆用严刑酷法，而诸侯皆叛。且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故得天下者用德而不用刑。
今宰相一边言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希望用德行教化来感化百姓，另一边却想用严酷的刑法来治国，礼和法本来就是相反的东西，今弃礼仪而求法，岂非乱国之道？”
小白也没想到还没有讨论
第一百零五章明法（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