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
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
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
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
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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