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弑之实。”这就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下了基调。
而在方从哲和众臣你来我往的争论之中，太子朱由校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新皇年号“天启”。当年依旧是泰昌元年，次年再行改元天启元年。
在天启帝登基之后不久，方从哲便有些坐不住了，面对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方从哲心中忧虑不已，思来想去之后，便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在奏折中方从哲一面详细的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希望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的这份奏折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带着几名家人十分凄凉的离开了京城，而在方从哲离开京城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官员竟是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
虽然方从哲因“红丸案”被迫告老还乡，但是面对泰昌帝的猝逝，朝中的大臣们依旧是群情激奋。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一大批御史言官均指出“红丸案”与多年前的”梃击案”是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是直指泰昌帝之死与郑氏、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愈加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韩火广、李可灼、崔文升等人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
第五卷第三章第十节 红丸疑云（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