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大宋武将不受文官帅臣节制，还敢告刁状，乃是大忌。
但两人已经撕破脸，就算刘延庆忍辱负重，也别想在王黼这里讨不到半点好，索性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彻底与其划清界限。
别管有没有王黼投敌的罪证，先泼了脏水再说。
待日后这厮真的投降了大同，凭借这份“政治敏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
第四十一章 临安难(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