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掌握奉省军政，但财政上却处处掣肘，受制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连当初与冯德麟争夺奉天领导权时都需要向日本举债500万元才能维持下去。
远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初，张汉卿便立压众议，率先劝说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通过了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如此天赐良机，不乘此时拿回些好处，枉来人世一场。在史上，这个机会算是白白浪费了----奉军的实力当时也没到这个地步，奉军内部也没有像张汉卿这样洞烛机先的“智囊”。真实的张学良倒是在1929年的时候“振作”了一把，搞了个“中东路事件”，要恢复对北满铁路的占有权。不料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把他打了个灰头灰脸，从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彻底断绝了九﹒一八出事时苏俄可能的救助机会。
机会有时只是一刹那。
处在白匪及众多外国干涉势力威胁的新生苏俄政|府，对这一雪中送炭之举，很快示以回报：苏俄政|府宣布同意并支持东北自治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定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要是在东北部分），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并与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后，以渐渐放弃沙俄时代对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为中苏共管，主权在华。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以俄奉交好为契机，促使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张汉卿的分析，这绝不是苏俄好心：1917年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建议下，
第348章 东北新政(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