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瓶子里的关注和亲密。但内心的希冀是压抑不住的，易杨将它们全都寄托在了谢锦天身上，而谢锦天却视而不见，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摔得粉碎。
蓦地，电话响起，谢锦天说了两句就挂了，随后便在微信上收到一张照片，放大了，是一份翻拍的精卫中心电脑里的就诊记录。
易杨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了，谢锦天终于从这托了关系才弄到的证据中确信了这一点。原来早在易杨十九岁那年暑假，他便去过，当时的诊断一栏写着紧张型精神分裂症。仔细回想一下，在易杨大一，他大二的时候，因为社团活动、学生会事务而忙得脚不沾地的谢锦天，的确忽略了易杨的异样。他们见面时，总是谢锦天滔滔不绝地说着，陶醉于自己八面玲珑的社交手腕，而眼下总围着青黑的易杨只表情木然地听着。当时他听别人说易杨淡漠、疏离，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还觉得易杨只是因为性格的关系对大学生活还不太适应。如今想来，那便是他发病的征兆吧？
他不知道易杨是怎么察觉的，但他肯定，易杨是独自默默去的。谢锦天完全能想象那默片一般的场景——易杨就僵硬地坐在诊室里，听着看完测评报告的医生简短的问诊，时不时答上一句，随后便抱着那几瓶药回去了。他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渐渐好转，又重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而谢锦天，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母亲，亦是一无所知。
易杨一直在服药。
直到此刻，谢锦天才明白了樊逸舟之前的那番话，想必易杨让他不要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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