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无效，一位文坛豪杰，就因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死于蒋介石的阴谋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报》社长兼总经理，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他认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1932年6月至7月，《申报》连续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指出：“今日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煸惑，毋宁谓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之煸惑，紊乱终不可免。”时评还指出，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却用枪口对准人民，其结果是严重的。这些话语虽然尖刻，但句句属实，从字里行间看，其出发点，还是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献良策。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冒犯了蒋介石。1934的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人暗杀史量才。10月，史量才驱车由上海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驱车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务的开枪袭击。他弃车逃入一农家，特务紧追不舍，开枪将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闲话皇帝》，引起所谓“国际”官司。
杜重远，上海《新生周刊》主编，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
67、制造新“文字狱”(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