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针抛出，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52、守株待兔，幻想国际公理落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