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人们所接受，通过不懈的教化，可以跨越行政管辖能力的约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另一个就是灵活性强，具有很大的弹性与可操作性，特别适合中国这种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巨大，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国家。
以此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法制反而不具备这样的优越性，而且严格的法制需要构筑更加严密的上层结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所无法长久支撑的。
在这种送个信来回都要经年累月的年代，在庞大的疆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更加不现实。
比如秦国，在战国时期依靠军法治国，很快就获得了强大的国家行动能力。一旦兼并六国，秦制行诸天下，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才几十年就有人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匹夫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几下子便使得秦二世而亡。
而此时推行的一条鞭法，也同样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各地的经济状况不一致，物价不一致，白银的流通情况不一致，使得以白银作为单一征收对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抵触。
儒家在思想界获得独尊的绝对统治地位后，并没有完全摈弃黄老、法家思想，而是将其吸收融合。历代华夏政权的治理模式总是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摇摆，在行政风格上一会儿偏向于黄老，一会儿偏向于法家。后世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模式总结为“儒皮法骨道肉”，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万历觉得这其中还应该加上至关重要的“人本”这一条，其本质都是从维护统
第六十一章 觉醒(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