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童蒙就上疏列举了一些简单的数据，为刘宗周的提议提供了强力的事实论据支持，这是一份有关西北与豫省的地方财政的起运与留存额度的数据，这两处都是藩王最多的地方。
大明的财政制度中的起运是指各司、府、州、县等，按中央的指派定期定额，将赋税运至中央及九边的仓库。而留存也不是地方的全部可支配的，像本地军队军饷和本地宗藩支出就有相当一部分要靠地方财政的留存资源。
西北和豫省这些地区本来就承担着沉重的起运任务，本色以民运粮这个名目供应九边要起运京师统一调拨，还有部分州县要起运京师，如陕西布政使司起运约占本省实际总田赋的比例已经超过70，而留存钱粮又要用于养宗藩，其实际地方可自由支配的留存财政资源额度，未必就比苏松那些起运比例高达90的地区高多少。
这位给事中认为，西北中原本就多灾，藩王再这么无节制地增加下去，一旦有事，地方势必无力救灾，到时候人民流散死亡不说，完全可能出现狂悖不忍之事。
朱童蒙的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时空农民起义为何一开始在西北爆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西北地区沉重的负担，一方面不止要供给相当一部分的边镇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还得供养数量庞大无比的宗藩，根本没有资源去救灾。
大明的官员虽说贪腐严重，但遇到可能出现大批流民造反的情况，他们还是会稍微拿出点东西来应付过去的。
然而，甭管你说的多
67.宗藩问题(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