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后期至唐初，国家渐次归于一统，但是山东、关陇、江南三方互相敌视的观念并未随着统一战争结束而消除，加之长期分裂，各方政治格局本不相同，统一之后各地域集团很难迅速融入新的政治秩序之中。
各地域集团的政治、社会矛盾主要围绕士族问题展开，因此士族政策则成为调整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因而消解中央政权和地方权力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兼顾政权的社会基础与官僚体系的效能，是唐政权制定士族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凡地方士族在各自领域早已根深叶茂，因其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又与其他士族夙有矛盾而成为潜在的分裂因素，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地位。
能够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发展，维持地方政治、社会秩序，进而瓦解世家大族的宗族乡里基础才是最行之有效之法。
不然地方豪强力量迅速膨胀，就是对政权的最大的挑战，等到因天灾人祸政权危机四伏之时，便是唐朝最大的隐患了。
尽管唐朝初期，门阀氏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但随着后来的唐高宗逐渐对此予以取缔，旧门阀士族地主才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但这些势力的真正底蕴还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山东门阀士族更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敢于表现出如此目空无人的嚣张气焰，没有当地庞大的势力基础是不可能的。
就因为此，七姓十
第二十一章 细思极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