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黄巾贼的“暗语”。
所用原理，其实极其简单：“共振现象”，或叫“共鸣效应”。
古人对共鸣现象，发现很早。《庄子·徐无鬼》便记载有调瑟共振：“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对此，前汉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解释称：“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声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意思是说，具有相同性质的物体，可相互感应。之所以会鼓宫宫动，鼓商商应，是由于它们声调一致。此乃必然现象，并无神奇之处。
关于共鸣器的运用，《墨子·备穴》早有记载。如在城根每隔一段距离，掘一深坑，坑里置一陶瓮，瓮口上蒙皮革，让聪敏机辨之人伏在瓮口。若敌人掘地道攻城，不仅可探得声响，且可据各瓮“瓮声”高差，识别来敌方向。
又如后世军队，用皮革制成名曰“空胡鹿”的随军枕，让聪耳兵士夜晚枕用。“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梦溪笔谈·器用》中亦有记载，牛革制成的箭袋，“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至迟从宋时起，时人已用“去节长竹”，直埋于地，耳听竹筒口，“嗡嗡若鼓声”。明代戚继光也曾用此法，防倭寇偷袭。等等。
然并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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