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事迹相提并论。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那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
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大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姓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
第四百八十八节 不服就干(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