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频频入贡，这个经济行为可以为达到“结之以谋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
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徽宗这一朝，同样为了达到“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
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而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大宋的南宋时期，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两者的朝贡关系，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在绍兴六年(1136)，“高丽
第五十六章 反日和反高丽的刘行首（续）(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