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杨炎所进行的两税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长行旨化繁为简、事纳于一的立法与执行的思维。
《长行旨》的出现，简化并规范了繁琐的事务流程，以准确直白的书令条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牍劳动，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变过程中，不得不说是一大创举。
早年李潼尚未起势时，在武周朝堂主持漕运改革，为了避开武氏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许多长行旨的经营智慧，将一些需要诸司协调用功的事项加以条令化，短时间内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类似的思路，在后来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国家财政量出为入的原则，同时也是对长行旨的一个变用，而且要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眼下大唐财政收入的形式正从实物转变为货币化，在化繁为简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远。
当然，这一转变无疑压缩了朝廷对于各种物料的管控范围与力度，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追求财政的增长，同时还要对社会生产力增加管制。
换言之，就是要增设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规模与产能庞大、垂直进行管理的国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构架与经管范畴尚不算复杂，这是从大唐立国以来重内轻外、刻意压缩地方权力的国策所形成的。
虽然说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进行加强，但这并不属于眼下讨论事项的范畴。
所以在确定量出为入的原则后，度支计划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开支，只需要
0979 新朝修律，当世准则(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