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
0977 三省六部，国朝丰碑(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