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元三年初便举行骊山演武。但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事到临头，为了避免朝堂上的纷争反对，圣人还要与诸宰相们闭门决议，最终才得以出兵。
可是现在，战争所带来的边防环境的改变以及各种惊人的红利摆在眼前，尽管各种数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但朝中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改变。
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
0977 三省六部，国朝丰碑(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