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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国军参战部队损失严重，急待整训，日军也陷入同样困境，在这个时期，日军事实上也不再具有大举突入，攻城掠地的实力，而国军也不具备收复失地的能力，
侵华日军的庞大军费开支，已经成为日本政府财力民生上的梦靥，一九三九年，在日本估计的政府财政总预算一百亿日元之中，有八十亿充作军费，使其国计民生极度紧张，但是日方却还保持着乐观态度，因为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于河内发表“和平宣言”，使日本认为在侵华方式上，已经找到了“以华制华”的新途径，他们不再叫嚣着多久灭亡中国，反而以“中日亲善”的形象出现，对占领区的中国人开始蚕食、同化，日军大本营此时的情况分析，认为战局的拖延并无大弊，对已经沦为地方政权的国民政府，不需要再大举的进攻，而应该以坚实的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的抗日势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日军武汉会战的战略目标虽然已经达到，但是国军的部队全部转入侧翼，日军在华中，实际上只是沿着长江占领着一条狭长地带，这条上海到武汉沿水路延伸的占领区，受到第三战区，第五战区及第九战区之间近百万大军的威胁，其中最可怕的要害，就是以南昌为中枢的赣北地区，只要国军第九战区在赣北有一次决定性的成功突进，就足以腰斩华中派遣军，所以，日军不得不取南昌，而保障武汉的战果，
但现在南昌已经在两个师团的重围之中，武汉的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
第二百零七章 蠢猪法则(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