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的。”夏尔点了点头，同样盯着冯-梅勒森的脸，“如果有一种和平，是勉勉强强因为时代的错误而偶然诞生、并且让每一个人都深为此而感到心气不顺的话，那和平的基础就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牢靠的，维持起非常艰难。比起这种和平，我更加喜欢一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和平，我认为，这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和平……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尽管这样追问不怎么符合外交规矩，不过因为干系重大，赫尔穆特-冯-梅勒森还是继续追问了下，“是1789年的，还是1792年的，抑或是1810年的？”
“当然是1815年的，我对维也纳会议的裁决并没有什么不满，再者说，我们也难以提供一种比它更好的和平。”夏尔并没有掉入到他的语言陷阱当中，而是表明了他并不想要将现有秩序全部推翻的想法。“虽然，必须承认，我国有一些针对现有秩序的嘟嘟囔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整个看法——欧洲的均势是维持和平的重要基石，我们是决不反对这一点的。”
他的这句话，让奥地利人们再度互相对视了一眼。
“真诚吗？”他们好像是在这样问。
波拿巴家族能否对维也纳会议的裁决心平气和、默然接受，他们是心存疑虑的，而这种疑虑正是他们难以下决心交好法国的重大原因之一。
“先生，您能够这么说确实十分让人振奋——至少对我说确实如此。”赫尔穆特-冯-梅勒
第八章 各怀机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