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法国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甚至还准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而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援引其例，中国对基督教传教士完全打开了大门，因为这些条款，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再怎么胡作非为，清政府也无法直接管辖，只能跟该国领事商量解决办法）。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这是极其正常的国际交往，但是在清国官员们看却是完全的大逆不道无法想象），清国的官员们几乎竭尽了全力，答应了许许多多出让国家真正权益的条款，贻害无穷。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他们为此要损失多少真正有意义的国家主权？因为这些条款，中国未发生了多少教案？又因为和洋教的冲突，在之后六十年，又惹出了多大的祸端？
他们完全想不到，在这个时点上也完全不在乎。
在最后，已经得到了满意条件的德-拉萼尼对清国官员高调宣称自己暂不进京觐见了，而耆英的得力幕僚和助手黄彤恩还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下了“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之语。
买椟还珠，莫过于此。
允许外国自由传教的后果，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显露无疑了。
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已经衰退不堪，日暮途穷，连表面上天朝大国的遮羞布也被英国人的两万远征军所毫不留情地撕开了。
然而，率先挑动了天下反乱的，却是一个号称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这位广西的落魄文人，受到传教士宣传册子的影响，成立了拜上帝教，拿着
第二十章 大计划(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