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作通过杨溥传到了内，所以杨士奇对于这种奇怪的诗词也有些了解，他不得不承认，虽不如唐诗宋词押韵得严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让他更满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不似往日的传教士对大明学问充满了鄙视，动不动闹出动静不同，他们京师后，开始传教，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
1829章：衙斋卧听萧萧竹(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