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三十年。
“海禁”得以松动，是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手中夺取了江山后，疑心自己的侄儿流亡海外，便有了去海外寻常的念头，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弊端在于，朝贡贸易，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大明的海上贸易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这种景象与朝廷颇有些好处，可与民间，与各大商家，却没什么好处可捞，眼看着一块大好的
1693章：此间有舜日尧天(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