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jian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任天章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
1472章:行人莫问当年事(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