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干脆任由他们骂骂去，最后的结果是明亡于万历成了定论，这种风气到了崇祯的时候，更为明显。
崇祯时，大明已经是到了亡国的地步，言官并没有发挥他们本该有的作用，相反，他们趋媚权贵，各自为政，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最显反覆小人之态。曾应遴本为杨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
1472章:行人莫问当年事(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