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罪收赎；家无次丁者犯徒流罪者，自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过失杀伤人者，依律收赎；告二事以上情节有某些出入该笞者，收赎。这种规矩，在洪武初期还是可以用的，朱元璋重视律法，但也考虑“明律颇严”，基于“济法太重”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
洪武三十年，明tai祖又颁行了《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同年所颁《大明律》序：“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这样，自洪武朝起，赎罪除律赎外，还形成了例赎制度。例赎是“例得纳赎”的简称，即依照各类例规定的赎罪条款赎罪。明代的赎罪方式，一是以役赎罪，二是以物赎罪。役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偿提供劳动力，通过承担种地、运粮、运灰、运砖、运水、运炭、做工、摆站、哨嘹、发充仪从和煎盐炒铁等劳役以赎其罪。物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偿缴纳一定的财物以赎其罪，其财物可是实物，亦可是货币。
律赎与例赎的区别：一是律赎适用的范围是律典确认的特定对象，例赎则适用于除真犯死罪外的所有罪犯；二是“律得收赎”是赎余罪，“例得纳赎”是赎全罪；三是律赎具有长期稳定性，例的纳赎则因时权宜，经常发生变化。
但由于《大明律》是朱元璋钦定，律赎不能更改，收赎对象又较少，所以自永乐后，赎罪立法主要是制定例赎之例，赎刑范围的扩大主要体现
1144章：八百里加急(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