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即请这小子去吃大餐，还留下了200美元的红包。

    费正清在忆录里写道：“中国人有两种极端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一种是溺爱，恨不得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后代享受；另一种是让孩子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周赫煊先生的选择我不敢苟同，因为他的儿子正在发育的关键时期，不应该每天处于半饥饿状态。但不可否认，这种培养方式非常成功。我和当时只有12岁的周维烈有过一次深谈，他的思想比许多成年人更为成熟。他表示自己以前只关注数学，而进入西南联大以后，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或许正是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才会促成他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