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所得都被用来偿还债务，关税也基本上被三国拿走，这让伊斯梅尔即排斥欧洲公司，又排斥英法，经济困难，加上数代君主的现代化改革，埃及新生的民族主义者排外情绪高涨。
要求收回运河，收回海关，收回铁路，收回矿产。这时候伊斯梅尔反而害怕了，收回这些东西他也想啊，可真这么干了，估计埃及就完蛋了。落后国家的尴尬就在于此，不发展，死路一条，发展了，矛盾激化。除非咬牙一口气冲上先进国家阵营，一个停顿，就是万劫不复。要么是因为发展，点燃了矛盾，社会崩溃，陷入长期的暴动和混乱之中，非洲大多数国家和阿拉柏国家后来就落入这样的困境。要么是停顿之后，再也积攒不起力量，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阿根廷、菲律宾等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
由于伊斯梅尔不敢跟世界三大列强同时叫板，反倒是让他改革中培养出来的民族精英，开始对他不满，将埃及的贫弱归因于伊斯梅尔的软弱上来。
大革命的思想是一把双刃剑，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是改革的动力，同时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绪，却失去了理性，伤人伤己。
伊斯梅尔这几年只能不断的压制民族运动，对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忧虑不已，同时采取加强宗教信仰的方式，希望通过共同的回教精神，团结所有民族。
这种情况，直到德法开战之后，终于得到了改观。就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
第六百八十一节 谨慎的埃及(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