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那一栏，改为中华民族。这显然是简单的事情。困难之处则在于，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虚变实。所谓中华民族，最早是1902年，由梁启超创造提出的。之后，杨度、孙文、常凯申等一批批人都先后继承、认同并发展着这个概念，正如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就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国时代，大力宣传着中华民族的单一性民族，而真正在全国人民心中确立和牢固这个概念的，则是惨烈的抗日战争。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接受苏联的工业援建的同时，也吸收着苏联关于民族的定义。而这，其实是不适合我们中国的。不，严格地说，这不是不适合，而是我们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历史脉络不同，我们有着比苏联更先进的选择方向——苏联是继承于沙俄帝国，辽阔的领土大多数是血腥粗暴的武力征服列多而来，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在历史中既不够和平也不够充分，何况，沙俄帝国长期处于古罗马文化圈的鄙视链的底端，所以，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圈社会主·义。而我们新中国，则和他们很不一样。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文化交流，有过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长期处于文化圈的顶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这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当时最该做的，其实是顺应天时把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文化统一的实体。”
“所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们那些处于历
第六百三十四章 新的架构（二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