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傲立世界的基础。从西汉初年的发明，到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完善，两汉时代的教育成本逐渐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降低。以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事件为例，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收到了487572人的上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的意志，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苍白而无力。哪怕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也在身死之后很快被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世家更进一步成为门阀，连凝结曹操毕生心血的《孟德新书》也在几百年间失传了——一个傲立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著书立说，竟然能够失传，细细思量一下，难道不恐怖吗？”
“直到时代进入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教育成本第三次历史性的降低。在此之前，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杨广确立科举制度，为了剪
第四百九十八章 公卿之问（7K大章！）(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