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贫民弱，晚年不得不下罪己之诏——是其急功近利之过，并非为政之失也。（最快更新）
“而且孔仅、桑弘羊之政，不是重商，而是由朝廷任商贾之事，盐铁专卖，并且均输。专卖之策，始于管仲，能使齐国富强，岂非善政？均输之策，齐劳役而便贡赋，有便于民，有利于国，也非恶政。唯武帝急于求成，颁算缗、告缗之令，使中产以上，大抵破家，此抑商也，非重商也。”
隗瑾还打算说什么，裴该摆摆手，阻止他继续发言，说道：“算缗当为古有——岂有因商致富而不纳贡赋于朝廷之理啊？唯武帝重其税，二缗抽一算……”
缗是货币单位，相当于后世的“贯”，二缗就是两千钱，而一算，历代说法不同，有说指一百二十钱，有说指二百钱。裴该笼统言之，其实汉武帝的“算缗令”，是要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二缗出一算，对于小手工业者则是四缗出一算，此外私人拥有的车船，也要按数量、尺寸抽算。
“是以富户皆隐匿其财，导致‘告缗令’出，隐财者戍边，告发者可得其半，于是告密之风大行，商贾之家多破。这是涸泽而渔之策，短期内可聚敛大笔财富，却不利于商业之繁荣。若商不兴，如树木无叶，岂能长活啊？
“我今财用虽不足，却不重商税，且使商贾于流通时得利始征，无利不征，前此聚敛之财，也不强取……”
裴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而不象汉武帝似的，因财征税，也不管你这财产是好来的，是
第四十三章、争论(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