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局，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即便真是远见卓识，倘若准备不足，施行操切，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那就变成王莽啦。
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
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但事实上自古以来，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收入不入国家府库——当然啦，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
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