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由于“人丁税”的事实存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多有隐瞒实际丁口的陋习。
唐朝中后期实行的两税法，将原有的人丁税“租庸调”并入了财产税，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改革人丁税的先河。
两税法的实施，是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较大的情况下，增大实际纳税面，保障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虽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政府收入窘迫的困境，但其客观上减轻了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并使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变得松弛，从此，人丁税在国家税收中渐渐不再居于主要地位。
但是，随着唐末军阀混战，军费徒增，至五代时，各个割据政权均在其辖区内加征“身丁钱”。
大周朝立国之后，各地仍延旧制征收。其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在此年龄范围内不分主、客户均须负担。各地税制也各不相同，如洺州每丁纳钱六百九十五文，磁州五百九十四文，成为百姓的一项额外苛赋。
地方官想多捞钱，老百姓不堪重负，很自然的也就选择了瞒报人口。
李中易也不知道民间究竟隐瞒了几成人口，只是从往的商户以及各地的线报那里，间接的知道，各地民间人口的瞒报率，大约都在五成左右。
由此计算下，整个大周的人口，总计也不过四千多万而已。
以区区四千万人，若是养活三十万甚为消耗钱粮的精兵，民间的负担显然过重。
归根到底，契丹国的疆域太过于庞大，又是迁移
第753章 我又来了(4/7)